發展雜交稻是確保我國“口糧絕對安全”糧食安全戰略目標的重要方面。超級稻試驗攻關的“專家產量”與單個超級稻種實際收成間確實存在較大差異，但不能就此否認攻關的意義。糧食增產是個系統工程，高產不能僅靠良種，還要依靠良種、良法、良田、良人相結合

超級稻一直很受關注，但這段時間尤為強烈。盡管農業部已經澄清涉事稻種“兩優0293”并非超級稻，但似是而非的觀點還在傳播，依然有人從“兩優0293”事件出發質疑發展超級稻的價值。眼下，有關部門正在起草修訂《種子法》。正確認識萬畝水稻減產絕收事件，對我國超級稻發展和完善新品種審定制度都很有意義。

發展雜交稻是確保我國“口糧絕對安全”糧食安全戰略目標的重要方面。袁隆平團隊開展的超級稻研究對我國和世界糧食安全的貢獻有目共睹。我國于1996年啟動“中國超級稻育種”項目，育成了一批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種，并開始大面積推廣，有效提升了水稻整體產量。2014年，超級稻推廣面積占全國水稻面積的三成，平均畝產比非超級稻品種高一成。我國超級稻在印度、越南、美國等國家推廣達9000多萬畝，平均畝產比當地優良品種約高133公斤。

超級稻試驗攻關的“專家產量”與單個超級稻種實際收成間確實存在較大差異，但不能就此否認攻關的意義。正如袁隆平所言，“兩優0293”推廣這么多年，品種有可能退化，如果生產上不注意，在氣候特殊的年份，是可能出問題的，但不能說超級稻都有問題。事實上，專家產量是品種在良法、良田等最優配套前提下實現的最大產量潛力，也反映了在大田條件下能夠達到的現實產量潛力，有其不可替代的價值。

糧食增產是個系統工程，高產不能僅靠良種，用袁隆平的話說，“要良種、良法、良田、良人結合”。超級稻對生長環境要求較高，我國七成的耕地為中低產田，必須進行改良才能獲得高產，而土地平整、灌溉設施等投入很大。超級稻對肥料用量、栽培等也都有嚴格要求，習慣了傳統耕種的普通農民比較難做到，需要進行學習和培訓。可見，從袁隆平團隊的試驗田到農民的承包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試驗很難，推廣更不易。公眾記憶猶新的是超級稻第4期攻關的新聞，畝產達1026.7公斤。人們不知道的是，試驗的品種還需要經過3年時間，通過國家審定才能最終到農民手上。法律規定，主要農作物品種在推廣應用前須通過國家級或者省級審定，在全國或省級不同生態區內進行3年試驗。加上前期選育時間，一個新品種從雛形到通過審定最順利也要至少5年，實際中8年以上的比比皆是。

袁隆平團隊的攻關是科研行為，但隆平高科的種子經營和農民的水稻生產是一種經濟活動。從科研來講，評判品種好壞的基本原則是“高產、優質、抗病蟲”。在糧食總產較低、沒有完全解決糧食安全的歷史階段，“產量”指標更重要。近年來，“優質、抗病蟲”的指標越來越重要。對于農民來說，利潤是評價品種好壞的關鍵。農民關心的并不是理想狀態下的試驗“最高收成”，而是“普通情況下的平均收成”。自然，農民都希望稻谷單產高、口感好，還要抗病抗蟲抗旱澇抗倒伏，但現實是，這么完美的品種幾乎不存在。有些品種可能某幾個性狀好，個別性狀差，比如說產量高，但是抗病蟲性稍差。實際上，中國超級稻在研究過程中品種本身也是在不斷更新、改進的。

如何能讓大田里的種子盡量接近完美？這既要調動專家的積極性，又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讓中國超級稻的富農優勢顯示出來；還要調動種子企業的積極性，讓新品種的市場化更便捷。公眾都希望伴隨我國農業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新型農民的成長，能夠把專家的產量變成農民實際的產量。現有《種子法》規定，種子質量指標主要包括純度、凈度、水分、發芽率，而稻瘟病不屬種子質量問題，要想得到法律意義上的賠償難度很大。因此，受災農民要更多依靠農業保險來減少損失。希望《種子法》在今后修訂過程中，種子新品種審定能更加注意兼顧產量、質量和抗性，讓農民得到辛勤耕作后的最大收獲。